夫《黄帝内经·征四失论》者，医门之警世钟也。昔黄帝问于雷公曰：“汝受术诵书，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为余言子所长。”雷公对而未尽其要，圣人乃历数四失，以诫后学。今观斯论，犹悬明镜于堂前，照见古今医途之迷障，其言谆谆，足为世鉴。

一失者，不审病情，妄言预后。经云：“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夫病之起也，非独气血之变，亦与情志起居相牵。古之良医，诊病必问其生平，察其贵贱贫富，知其忧思劳苦。如扁鹊过齐，望齐侯之色而知病之深浅，非徒恃脉也，乃审其志意之变。今之医者，或未详询病史，遽言病之凶吉，或见影像之异，不辨虚实而轻言根治，致患者惶惶然失其守，此所谓“不知天地之经，又不知人事之纪”也。

二失者，恃能轻人，傲慢自用。经曰：“自贵而骄人，妄言作名，不祥之极。”夫医者，恃术而骄，则心不谦；轻人而傲，则德不厚。昔秦医缓和视晋侯之疾，直言“疾不可为也”，非傲慢也，乃知天命而诚告之。今有医者，不虚心察病，反炫己之长，或訾毁前医之方，或轻忽患者之诉，以为“吾术至精，何需问彼”？殊不知病者体质各异，地域气候不同，若泥于一法而轻忽变易，鲜不偾事。《太素》云：“夫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止和柔”，此戒不可忘也。

三失者，技术卖弄，不重实效。经曰：“治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夫医之术，贵乎中病，而非炫奇。古之用针者，必候气而刺，用汤者，必辨证而施。今之医者，或为炫技而滥用手术，或为邀功而杂投药剂，不察脏腑之虚实，不明经络之顺逆，譬若操刀而盲斫，安能中鹄？昔张仲景著《伤寒论》，兢兢以“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务，未尝以奇术自矜，此乃大医之范也。

四失者，不知补泻，滥用治法。经曰：“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四失也。”夫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此医之常法也。然今之医者，或见热便投寒，不虑其真寒假热；或见虚便用补，不察其虚中夹实，致“虚者益虚，实者益实”，变证蜂起。昔华元化治府吏倪寻、李延，同是头痛，一用下法，一用汗法，盖因证而异也。此等机变，非精于辨证者不能为，若粗工莽治，鲜不致祸。

嗟乎！四失之戒，非独责之于医，亦警之于学。夫为医者，当以《内经》为圭臬，以“三因制宜”为绳墨，以“大医精诚”为鹄的。临证之时，必详察细审，如探囊取物；处方之际，必兢兢栗栗，如履薄冰。庶几可免“四失”之咎，而臻“上工治未病”之境。

岐黄警世三十二韵：

轩辕问对耀千秋，雷公侍坐警寰州。

征明四失垂天宪，细溯医源贯古流。

初失未详忧乐始，妄持寸口判沉浮。

岂知贵贱荣枯变，尽入营卫气血流？

昔闻扁鹊观颜色，先察君心后断瘳。

今工粗疏遗问诊，唯凭影像觅良谋。



二失自矜方技巧，骄人轻世诩鸿俦。

诊时不究南北异，处方焉顾燥湿侔？

《太素》谆谆温雅训，谦谦医德应长修。

却看今人夸己术，诋诃前论若仇雠。



三失炫奇违本要，刀圭乱试效难酬。

不循四序调阴阳，哪辨六经分逆俦？

仲景勤求千古训，未从险术觅嘉猷。

今医偏崇机巧便，错把微疴作巨瘳。



四失胡为乖补泻，寒温倒置误春秋。

虚虚实实成灾咎，热热冷冷酿隐忧。

元化双施汗下法，全凭辨证判刚柔。

粗工但见标邪盛，妄投峻剂似戈矛。



嗟哉四失非今病，圣训昭然若皎眸。

望闻问切须参合，天地人三必细搜。

莫效庸夫拘形器，当师上工察未由。

草木金石皆有性，君臣佐使岂轻投？

冰壶濯魄存仁厚，玉尺量心守典俦。

常思橘井泉流远，每念甘棠德泽稠。

愿得杏林春永驻，长教仁术火长传。

他年若遂生民愿，万里同歌太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