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外科医生生病了，敢把自己的身体交给自己培养出来的下一代外科医生们做手术吗？

每次谈论到日本跟中国的外科医生成长差异的时候，我总在庆幸自己遇见过几个非常好的日本师长，当然最早指导我外科基础的是大阪野崎德洲会医院的副院长坂井升道先生。    

刚刚毕业在国内轮转2年多，除了持续拉钩、不间断打结偶尔挨骂，从来就没机会主刀过手术。    2009年拿到日本的执业医师资格，经过内科、骨科、妇科、儿科、急诊、精神科等轮转后，第二年我进入自己最喜欢的外科。指导医师是坂井先生，很快开始让我做人生第一台腹股沟疝手术，当时医院没有常勤的麻醉科医生，只好外科医生兼任麻醉师。

我学着坂井院长的样子打完腰椎麻醉之后，用酒精棉包装袋边缘的齿刺皮肤看痛觉，然后再用酒精棉的湿冷，测量皮肤的温度觉，借着麻醉药物的比重调节手术台的头脚高度，调整好麻醉平面。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不用针头确认痛觉，坂井医师说，万一麻醉不好，针头刺痛的痛觉会给患者带来紧张应激，相比之下，酒精棉的包装袋齿状面既能够达到刺痛的目的，也不会给患者造成皮肤损伤或者应激伤害。 

人生第一台主刀的手术在坂井先生的指导下，懵懵懂懂地下做完了，术后我把手术记录写完打印出来交给坂井先生，第二天一大早来到医生办公室，他早早的把修改好的手术记录放在我办公桌上，半页手术记录被红色笔改成一片红。

之后所有我的手术记录写完后都交给坂井先生修改，2011年做第一台乙状结肠癌根治术，离断的血管不知道怎么写，只见坂井先生在我的手术记录上画出血管图，再把离断的血管部位用黑线标示出来，渐渐地我也养成每台手术之后就立即绘图、且把带教老师给我的批示都贴在笔记本上。

在日本行医12年里，参加了2785台手术，其中术者主刀总共1265台主刀，这些主刀的手术笔记本分成12个大本子，成为我在日本成长的一个个足迹。

在第一次做下肢静脉剥脱高位结扎术时，我做助手进行打结。习惯性的把结打在血管表面靠近皮肤一侧，这时坂井先生接过手来，把线结有意识的打在了血管的背侧，远离皮肤一侧。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先生告诉我，打结在腹侧的话，皮肤薄的患者会摸到线结的团块，觉得不舒服。

我还想狡辩的说，这个患者也不瘦啊？坂井先生告诉我，如果平时不养成这个习惯，一旦瘦的患者时，也就会忘记这种细节的。因此，在之后的手术中，我也经常跟我带教的医生们说:尽量别省略一些细节步骤，也许你那样做99%不会出错，但是如果剩下的1%有例外，也许就会给患者带来不可避免的损伤。

最早跟坂井先生做化疗泵输液港是在2010年，当时他细心给我讲解输液港的刺入针是无损伤的尖端弯针，每次刺入之后，即便表层是同一个点，深层的刺出点却每次都不同，这样可以使输液港不至于因为频繁使用而漏液。特别是在固定输液港金属杆与胶管时，先生透视下调整好埋置胶管深度后，把多余的胶管剪下来套在蚊丝钳尖端， 用有保护套的蚊丝钳确切的固定好胶管与金属杆。

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不用手指直接固定。坂井先生很一本正经的告诉我，手指肉太软，有可能不能完全推进胶管与金属杆接合而造成化疗液体外漏，如果只用蚊式钳，则蚊式钳的金属齿可能损伤胶管造成化疗液体外渗。胶管套住蚊式钳，这样既确切又不会损伤胶管。日本的外科医生培养体系里，是一群像坂井先生这样极度追求细节完美的人，在一代一代的传授着他们的技能。

2012年初期轮转结束之后，我进入到日本的外科专科化训练。科里几乎所有的腹腔镜手术：阑尾、胆囊、疝气、肠梗阻嵌顿解除、肠穿孔开腹探查造瘘等都是先压着给我们刚刚入科的医生做。我和另外一个刚刚入科的前岛医生总共分当了科里900台手术的一半。上级医生一般都会让年轻医生自己做，等我们做不下去的时候，上级医生才会偶尔出手相救，度过难关之后，我们再接手继续手术。

那时候对手术的渴求以及现有的技能不能解决手术难点的矛盾激励着我无时不刻地学习。后来我也不禁问上级医生为什么那样来使劲的把外科手术堆给我这样刚进科的外科医。师长们很有哲理的说：只有把你们年轻医生教会了，等我们这一代老了生病了，才放心地交给你们来帮我们治疗。

仅以此文与外科同道共勉！